为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科学谋划十三五发展蓝图，16日上午，深圳市坪山新区邀请着名经济学家、我国经济学界泰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为坪山新区党工委中心组（扩大）理论学习会议作了一场题为新常态和中国经济的走向的专题讲座。

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讲座，凝聚了今年从教60周年、85岁高龄的厉以宁先生的许多新思考，既有对整个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也有对企业发展的微观判断；既有对中央新常态的理解，也结合深圳、坪山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很多建议、对策，并和听众就当下热点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新常态和适应新常态

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中高速增长，而不要再走过去的追求GDP的增长、超高速，就是要适应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方式的逐步转变，要走向市场化，一切由市场规律来决定。

第三产业产值突破GDP51%的意义

厉以宁认为，51.4%的占比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中国转向后工业化时期的开始。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要发展第三产业，表明我们要继续向后工业化推进，但这是初步，工业化任务并没有完。转向后工业化时期，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经济的变化，第二产业为主的时代，经济增长是可以上去的，但到了第三产业占优势的时代，增长就不一定那么高，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能维持3%-4%，他们认为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所以，当前在新常态下，在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一定要把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在重要的位置，而不再是追求数量性的扩张。

此外，目前应当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继续推进工业化并重。为什么并重？因为中国并没有实现工业化。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主要看什么？主要是看高端的、成套装备的制造能力，高端的成套装备生产在经济中应该占据突出地位，中国离这个距离还远。我们强调继续实现工业化，正是要把中国经济推上新台阶，不能因为我们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就认为工业化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还没有实现，因为高端成套设备制造在中国还不如西方的发达国家。这对地区组织经济工作的人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如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靠消费者，消费者有两条：一是消费者有足够的收入；二是要有消费意愿。我们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做到让产品更个性化、让服务业更人性化、把品牌打到国外、把顾客留在国内。

让产品更个性化。根据消费者的习惯、爱好来设计生产他喜欢买的、愿意买的产品。我们在北京市几个大商场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商场里的商品很多，但是顾客并不多。商场的经理说，顾客都网购了，不在我这儿来买了。这是理由，但不是主要的。你没有吸引他的新产品，他就不买。我刚考察完英国，英国的商店也面临网购的挑战，但是不影响最有名的几家大百货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新产品陈列，进那些地方的人，很多是家庭妇女，家庭妇女不习惯在网上购买，除非家里必要的东西，她一般愿意逛商店，看了那么多时装，手摸一下什么样的料，她可以选择买，也可以多看几家以后再选择买，她认为是一种享受。中国就不一样了，现在每个人回家把家里的柜子、箱子打开，衣服都是新衣服，只穿过几次，为什么不穿了？色彩和现在也不太协调了，花式也过时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产品的个性化。

让服务更人性化。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占重要地位，而且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传统服务业，无论是现代服务业，无论是餐饮业等等，都属于一种服务。但它一定要人性化，摆个面孔在那儿，爱买不买，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就不来了。所以让产品更个性化，让服务业更人性化，这是我们创造市场、创造新产品销路的重要方面。

把品牌打到国外。中国的制造业很多是国内有名的，在国际上没有名。最近中国品牌协会做过一次调查，问外商，你把你所熟悉的中国制造业品牌填在表上，结果填得最多的是茅台酒，中国其他的制造业他们都不知道有什么品牌，茅台酒是因为过去历史悠久、传播得广，广告做到国外去他才知道，其他的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一定要把品牌打到国际市场，将来的竞争表面上是产品的竞争，实际上是名牌的竞争，名牌是靠技术创新，不断创新而维持住的。

把顾客留在国内。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且和国家外国产品进口的关税有关系。到国外旅游人不断增多，在国外消费量也大。很多人说到国外买同样的产品更便宜，而且到国外买假货。

民营企业如何转型升级

对于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厉以宁没有多谈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提出了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应该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

他认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发展起来的，富不过三代是很常见的。民营经济转型发展，要引入职业经理人、合伙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可以经过考察、推荐、试用，最后职业经理人转化为合股人，企业就延续下去了，这都是国外的一些经验，对我们来说很多地方可以做参考。

此外，还要明晰企业产权，正确处理好亲和贤的关系。

厉以宁曾在广东的汕头、潮州做过调查，有的企业感到产权不清，比如，父亲死了，他有三个儿子，都在父亲经营的时候出过力，父亲死了产权怎么分？当时没有分，要分的话谁出力多少没记录，所以争得不可开交。民营企业的转型必须产权清楚，过去对家族是清楚的，对家庭成员是含糊的，矛盾就出在家属、成员争夺产权，每天处于内乱中，这样的企业还能搞好吗？

所以，厉以宁认为，民营企业首先得根据家族成员的情况，谁出过多少力气，明晰产权；其次，早日选定接班人。

发展需要列好三个清单

三个清单主要是为了简政放权，让更多人能够参加到创业、创新的潮流：

第一个清单是负面清单，规定了什么行业不能进去，什么行业限制进入，不在被禁止的行业，不在被限制的行业都可以做，这个就触及底线了，不然都可以做，这是负面清单。

第二个清单是权力清单，权力清单就是法律没有授给你的不能做，法律授给你才能做，这就可以制止乱作为，乱作为就是法律没允许你这么做，没授权给你。

第三个清单是责任清单，责任清单就包括政府、政府下属的部门，在执法、执政的时候必须按程序办，必须按规定的日期批，这就可以制止乱作为和不作为。

中国的新人口红利

厉以宁认为，现在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枯竭了的说法不准确。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用完的过程中，或是消耗的过程中，但可以创造新人口红利。新人口红利是三个来源：

一是大量的创业者、创新者。今天上百万、上千万人在创新创业，如果有百分之十的成功率，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能成为大企业家，这就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二是大量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找工作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将来也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为熟练工人；三是农民。现在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始学家庭农场的思想，而且正在这样做。农民要学技术，农民要懂得管理，这是西方农业发展的结果。我在丹麦考察的时候，在一个农业技术学校里住，参观了他们的学校，他培养什么人呢？未来的家庭农场接班人，学各种技术，还要学市场，还要学管理、学营销，这都是将来中国要走的路。 其中还有一点要注意到，蓝领、白领工人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失。当人们都在计算机边上的时候，你能说谁是白领、谁是蓝领吗？说不出来的，这个界限是在逐渐在消失，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就没有这个界限了，大家都在运用计算机操纵机器人。

所以说，新的人口红利会来自创业者、创新者，来自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成长起来新的专业人员，也来自农民正在努力学习成为新型的农场主，这样就可以说中国不仅将会有新的红利，而且中国的人口多，新人口红利数量也是惊人的。

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经济要走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宏观经济调控又是必须存在的，这两个不矛盾，主要是方式要转变。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宏观调控今后是注重在微调、预调、定向调。什么叫做微调？就是做轻度的调整。预调是发现问题即将来临，预先采取一些防止措施。定向调就是结构性调整，不是大水漫灌，而是采取有的放矢，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比如说当年需要给民营企业贷款，不是普遍的谁在哪个行业调整，定向而不是大水漫灌，这是今后宏观调控中切忌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大摇大摆，这都是对经济不利的。千万不要养成宏观调控的依赖症，因为养成宏观调控依赖症就会造成市场的作用在哪儿？经济应该是把市场调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看。所以在调控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做，非到紧急状态，一般不要采取过大的措施。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也不是完全预料到一切的，因为信息毕竟是有限的，政府的信息是局部的，而公众的信息是零碎的，零碎的信息合在一起信息量比政府大，所以这点一定要了解实际情况，这样才行。

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我们来说，过去都习惯了，今后宏观调控的方式要把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政府的第一个作用是执法，法授权依法治国。二是政府的任务是经济保持基本稳定，宏观调控在这个地方。另外政府的宏观调控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集中引领的作用，规划的作用，为了使将来怎么样走，方向在哪里都定得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对宏观调控的学习应该是经常性的。

发挥第三种调节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那就要问了，有没有第三种调节？肯定有，怎么说有呢？因为市场的出现不过是几千年的事情，几千年前就有商品交换，公司解体的时候部落之间开始交换，所以市场不过几千年前的事情。政府调节，政府有国家以后才有政府，那就更晚了。请问人类社会存在了多少年？少说有几万年了吧，几万年的生活中，市场几千年前才有，政府调节更晚，在漫长的岁月中什么力量在调节？人类社会在调节，人类社会不仅存在了，而且后代都繁衍了，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即使在市场形成以后，政府建立以后，这些大动乱的年代里，大动乱的年代里，市场是瘫痪的，政府是失灵的，人类社会继续延续，靠什么在调节，市场没有了、乱了，政府也乱了，是道德力量在调节。我们可以这么说，有市场、有政府以后，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道德力量调节是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把这点要认识得很清楚，道德调节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调节，没有文化调节那是不行的。道德调节首先是自律，自律是自己对自己文化、道德的约束，互相帮助也是一种民间的传统，也体现着道德力量的调节。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我们都在谈效率，效率有两个基础，效率的一个基础是物质技术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就是这样的意思，要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没有物质技术是不可能有效率的，这是对的，但是效率有另一个基础，那是什么基础呢？那就是效率的道德基础，重要的问题在，如果仅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超常规效率是道德基础产生的。

Q5I2G]_YSOX9@}——P——8）NBQA

厉以宁，着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第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等重要学术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