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消防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是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风向标；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是公共消防安全的一项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工程，发挥着决策参谋、指导实践、推动创新的重要作用。

　　2017年11月3日，在公安部消防局三亚水上训练基地，公安消防部队调研工作座谈会暨特约研究员年会隆重召开，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兆腾出席会议并致辞，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琼色发表重要讲话，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李勇等领导出席会议。各公安消防总队、警官培训基地、高等专科学校、士官学校主管调研工作的领导和办公室主任，以及公安部消防局特约研究员齐聚一堂，围绕公共消防安全治理开展研讨。公安部消防局政策研究处处长王保国主持会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加快推进，公共消防安全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火灾爆炸事故防范处置的复杂性、危险性不断加剧，大量新难题、新挑战、新风险亟需我们去研究、应对和破解，理论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重要和迫切。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握正确方向，加快构建新时代公共消防安全理论研究体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加自觉地服从服务于新时代发展战略，把理论研究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大局中去谋划推进。要深入研究消防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更要针对消防法治建设、火灾防控实践中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重大理论、破解重点难题上下功夫、见实效、出成果，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把握已经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跟进做好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不超越发展阶段，也不落后于时代，使消防理论研究工作真正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维，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理念、破解新难题，为消防工作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不竭的动力源泉。要勇于突破思维定势、敢于跳出理论窠臼，不断拓展消防理论研究的内容、形式、手段和渠道，努力推出更多的高质量、 有份量的研究成果。要树立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消防安全理论体系。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注重总结、提炼、概括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努力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聚焦实战需求、突出重点难点，加快形成一批具有中国消防特色的理论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一重要论断，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的规律和特点，对加强社会消防治理，提高社会消防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何进一步创新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消防治理体系；如何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加快构建立体化火灾防控体系，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火灾风险的能力；如何建立完善基层消防组织机构、落实网格化管理，夯实消防安全基础；如何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社会消防治理的效能，都有待深入开展研究。

　　会议指出，分析20年来全国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现主要集中在人员密集、易燃易爆、“三合一”“群租房”、老旧住宅和少数民族村寨等六大类火灾高危单位。如何加强这些高危单位的源头管控，提高准入门槛和设防等级，有效防范和化解火灾风险；如何提升这些单位的灭火救援能力，确保既能够“防”得住，又能够“灭”得了，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蓬勃兴起，给传统的消防工作模式带来了重大机遇，也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如何推动消防工作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实现信息化条件下消防监督和灭火救援工作转型升级；如何应用高科技手段，有效破解火灾防控难题，实现对风险隐患的智能识别、预测预警、精准防控；如何建立“互联网+消防警务”工作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个性化、便捷化的消防服务，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迫切需要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支撑。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广纳高端人才，完善保障机制，加快建设国家公共消防安全智库。“多士成大业，群贤济弘绩”，消防智库建设离不开高端人才的支撑。要加快建设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加强理论研究人才的引进、培养、培训力度，形成部队官兵、院校专家和科研人才相结合的理论研究队伍体系。尤其是要注重优秀理论研究领军人才的引进合作，形成人才涌现、活力涌动、智慧涌流的生动局面，为提高公共消防安全理论研究水平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各种形式，切实把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好、应用好，更好地服务决策、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进一步提升消防智库的专业特色与影响力。

　　座谈会上，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铁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蔡礼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和平、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教授韩旭东、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巡视员钟雯彬等20位特约研究员，围绕会议主题，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严谨的阐述，旁征博引、化繁为简，给参会者带来了一场站位极高、精彩纷呈的理论“盛宴”。现场反响热烈，内容丰富的学术分享赢得了与会代表的阵阵掌声。

　　会议还向新聘的特约研究员发放了聘书，并通报表扬了公安消防部队调研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

　　一天的会议紧张而有序，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与会代表纷纷表示，今后一定要多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增强战略思维，通过调查研究提高工作效能，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工作，以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服务消防现实斗争，为推动新时代消防事业创新发展、保障“两个阶段”与“两步走”的战略贡献智慧力量。

　　会议期间，汇聚着40余位公安部消防局特约研究员优秀研究成果的论文也结集出版，内容涉及基础理论、火灾科学、消防管理、消防科技、灭火救援等公共消防安全的各个领域。既有宏观理论论述，又有微观技术探讨；既有国内事故案例分析，也有国外消防比较研究；既有行业消防调研，又有具体场所防控建议，视野开阔、观点新颖、逻辑严谨、文风朴实，充分体现了研究员们对公共消防安全的深入研究、独特思考和精辟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并受到参会代表的广泛好评，这是公共消防安全理论研究丰硕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将为国家消防智库的建设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系统脆弱性是事故主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是安全生产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事故调查的政策和方法等的制度创新对完善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体制机制有很大意义。针对当前我国安全生产总体形势和事故调查处理的工作现状，分析近3年来我国特大事故发生的态势和原因，基于系统安全的思想，认为系统脆弱性是导致重特大事故风险和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不应简单把事故仅仅归咎于某些人或某件事的责任。

　　建议在事故调查后特别注意将经验教训反馈并尽快运用于实践。要善于从事故灾难中学习，事故调查最终目的是使得我们的社会能够从中学习，避免此类错误的重犯。只有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并进一步分析其中普遍的规律和突出的问题，在进一步完善制度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避免同类事故的反复发生。

　　从四大体系入手构建中国消防力量体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攻坚阶段的新形势下，消防力量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应该树立“大消防观念”，采用“跳出消防看消防”“跳出消防建消防”的方式，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谋划推动消防力量体系建设。面对消防力量供给与公共安全保障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中国的消防力量体系构建应从四大体系入手：一是形成全员消防、人人有责的全民消防参与体系；二是形成覆盖广泛、形式多样的社会消防网络体系；三是强化现役消防部队、专职消防队为核心的专业消防救援体系；四是形成多种力量互动合作的高效联动体系。从四大体系入手，最终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多种资源投入、多方力量联动的消防力量格局，构建中国式消防力量体系。

　　因地制宜保护文物古建筑消防安全。我国的大量文物古建筑为木质结构，无论从材料、结构、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还是炊煮、取暖、旅游等人为因素来看，都极易导致火灾。同时，古城镇村寨中诸多建筑往往比邻而立，加之现代开发既挤占原有的防火空间又无视古人的消防智慧，因而愈发加剧了当今古文物建筑罹受火灾的风险。如今关于文物古建筑消防安全的研究甚多，科学、技术、工程领域的探索与可选择的途径和手段在理论层面可谓“有道理、有办法、有工具”，难点在于如何在实践中与现实的社会经济等因素相协调而促成新技术、新方法的具体应用，如何通过有效的社会组织、决策、治理方式而构建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消防制度和机制。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消防安全社会方面的思考主要应围绕“在消防科技理论和有关人与社会的理论基础上，对某时某地某种情况下如何尽可能达成对文物古建筑消防安全的有效保护”展开。

　　超高层建筑火灾扑救技术研究任重道远。我国超高层建筑的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已有高度在百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6000余幢，总量居世界第一。然而，超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如今，我国超高层建筑主要是利用室内固定消火栓系统、高层供水消防车、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进行灭火，灭火弹、直升机、大数据等技术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效果不错的压缩空气泡沫灭火技术在超高层建筑灭火中还未得到广泛应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压缩空气泡沫从地面向上输送的高度有限，无法满足部分超高层建筑的灭火需求；压缩空气泡沫属于可压缩流体，其垂直向上输送的最大高度受出口压力、泡沫类型、管网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在消防管网中的输送规律尚不十分清晰；压缩空气泡沫经过长距离垂直输送后的灭火效果需要进一步研究。

　　城市工业园区热灾害不容小觑。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工业园区及交界域热灾害预防与控制技术相对滞后，与经济高速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严峻的热灾害形势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加强热安全科技的创新迫在眉睫。因此，在城市工业园区大型、复杂建筑中应用性能化设计方法实现热灾害安全的有效性和经济性的统一，对城市工业园区热灾害重大危险源开展风险评估，研究发展针对城市工业区热灾害的预测预警及控制关键技术，将有助于提升城市热灾害防控和应急救援的水平，提高城市防范和抗御重大热灾害事故的能力以及对重大热灾害事故的处理能力，进而从根本上改善城市工业园区热安全的严峻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对政府的问责是现代国家公共治理的标志。“对政府问责”不仅是现代政府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也是政府实践的现实内容和保持执政合法性的需要。因此，问责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目前，中国的突发事件应对已经从强调灾害事故的自然属性与救灾减灾的技术层面，转而更加强调危机的社会属性与危机治理的政治层面。其间，最为重要的转变就是推行问责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变革。统观我国近几年的问责实践，绝大部分问责都是由突发事件触发的，中央及地方出台的各种问责制度也是以突发事件为直接指向的。突发事件问责，尤其是公共安全事件调查与问责，己成为当前中国的热点问题。一方面，重特大公共安全突发事件调查与问责的认可度，成为社会公众评判与衡量政府处置突发事件能力与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的一把重要尺度。另一方面，制度化、规范化的突发事件问责制的建立，可以促使各级政府和官员在履行公共安全责任时更加勤勉敬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造成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隐患。

　　时刻关注消防员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消防队员都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美国又是消防队员伤亡率比较高的国家。从美国数10年消防队员伤亡数据可以充分认识该职业的风险分布和走向，美国消防队的任务与我国基本相同，在承担专业灭火的同时，还扮演着综合救援队的角色。美国消防协会历年都要发布全国消防队员的伤亡报告，详细列举当年消防队员因公伤亡的数量和原因，分为履职死亡和非正常死亡，虽然履行公职时间之外的死亡，不属于殉职，但与消防员的职业存在某种关系，而且在消防队员这个职业中发生率比较高。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如果在上班期间发生的猝死、甚至是自杀，都可以算作殉职。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及时了解消防员心理和身体的健康状况仍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比较薄弱。

　　智慧消防提升部队战斗力。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消防已经初步具备了其发展的土壤，也越来越多地被消防界人士所熟知和认可。目前，部分消防队伍已经装备了一些数字化消防作战指挥工具，但使用功能和应用场景仍多基于二维GIS信息系统，缺少人、车、装备及火灾的相互信息交互，存在作战部署与力量调度不通畅等问题。基于此，我就消防信息集成与精准作战指挥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想法—未来的三维智慧消防作战指挥平台应体现4点发展趋势：基于GIS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构建消防作战指挥平台；过火单位信息的高度集成与快速三维展现；可视化的精准作战指挥；快速远程辅助决策指挥系统。

　　高等院校应成为消防部队的人才库。我国对公共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开设消防工程专业的高校不断增多，目前共有13所大学开设了消防工程专业，随着产学研意识的提升，少数较大型的消防企业也初步具备了消防科研能力，但力量较为薄弱。上述开展消防科研工作的机构和单位，为我国的消防科学研究工作作出了较大贡献，但大部分机构和单位的科研能力还不是很强，即使是著名的高等院校所设置的消防相关专业也不多，学科面比较窄，能够具有培养消防相关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等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及数量有限。另外，我国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对于消防工作的研究也非常少，很多方面处于空白。尽管在过去的努力中，我国消防科研体系已经从点出发逐渐连成线，在高校、企业、研究所中不断拓展相关领域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消防科研体系，但消防科研应起的作用与消防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差距较大，消防科研体系的发展壮大任重而道远。

　　消防部队需提升核辐射场所灭火救援教育训练水平。教育训练是提高消防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核辐射场所灭火救援教育训练的质量决定了能否快速完成核辐射场所灭火救援任务，将核辐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消防部队作为核辐射场所灭火应急救援的重要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开始参与核辐射场所灭火救援工作，特别是在近几年参与的几次有影响的核辐射场所灭火救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核辐射场所灭火救援的教育训练问题，尽管已经探讨了十几年，有了一些理论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官兵核辐射场所灭火救援知识缺乏，对核辐射场所灭火救援教育训练重要性认识不高；二是对地方核材料、核危险品的现状了解不够、训练的针对性不强；三是核辐射场所灭火救援装备器材落后、技术滞后、训练无经费保障，影响了灭火救援训练质量；四是与地方有关部门和单位联系不紧，组织灭火救援行动指挥协同困难。